杭州西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石丑而文：古代赏石艺术特展”（1月8日－4月8日）开幕以来，近悦远来，颇有影响，将延期至4月8日闭幕。在这一特展即将收官之际，主办方又征集到数方重量级的藏石入展，其中两方带有题刻的古石，相隔千年对话，实为千载难逢的机缘：一方为西泠印社镇馆之宝的明代灵璧石“水绘灵石”，曾经“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及近代吴昌硕两位名家递藏。另一方为古代太湖石“溪石”（拨云轩藏），也是首次公开亮相，上有唐代“乾元二年”（759年）刻铭。

　　一方为西泠印社镇馆之宝的明代灵璧石“水绘灵石”（宽70厘米，高50厘米），曾经“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吴昌硕两位名家递藏，石背留有吴昌硕亲自铭刻诗文印章。原来一直深藏库房，2005年2月23日元宵节，西泠印社鉴定收藏研究室举办了一次赏石雅集活动，奇石名画荟萃一堂，这方灵璧古石首次亮相，引发广泛关注，石照并刊于《观奇石·赏名画》一书封面（童衍方编著，西泠印社2005年1月出版）。时隔近二十年，此次西湖博物馆“石丑而文：古代赏石艺术特展”主办方盛邀西泠印社这方藏石重现天日，也是因缘际会，非常难得。

　　此方古石，为景观山形，嵌空玲珑，峭拔古拙，色泽青黑，叩声清越，几面可观，极具变化，气度不凡。底座为当时流行的树瘿纹传统苏式底座，可能是吴昌硕得之后所配座。

　　“明末四公子”，是指如皋冒襄、宜兴陈贞慧、桐城方以智、商丘侯方域四位出身公卿门第的文学家，在明末清初这段社会动荡转折时期，他们大多不求功名，风流倜傥，爱宾客、广交游，名重一时。有意思的是，“晚明四公子”都好石，冒襄尤甚，这也反映了当时玩石之风的盛行。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朴巢，锦衣玉食，急公好义，能诗擅书，著述颇丰，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与“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更是传颂不已。冒襄以刚强气节闻名，明清易代以后以遗民之居，不涉官场。他不但是一代词宗，而且也是博物君子，富收藏，精鉴赏。上海博物馆2023年3月推出的“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中，有一幅《佚名冒襄肖像图轴》（系冒襄后人冒广生的家属1961年捐赠），作为写实肖像画，描绘了冒襄端坐于圈椅目视远方，座旁的桌上置放有一方砚山状供石，貌似灵璧、英石一类。据我考证，这幅画大致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是主人公七十左右的爱石写照。

　　冒襄自诩“余之好石如酒”，他全新构筑的被誉为“江东名胜”的如皋水绘园，其中奇峰怪石林立，有悬雷峰等景点。他在《水绘园六忆歌》提到明末乱世，“是时人家苦兵燹，古石迸落随人輦。况复吾家有石仓，好为无益成绝巘。”云云。可见，当时因为战乱，许多园林败落，古石四散，冒襄乘此大量收纳，多多益善。

　　西泠印社旧藏的这方灵璧古石“水绘灵石”，便是冒襄水绘园中的遗爱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书画家吴昌硕从冒襄后人处获得此石，极为珍爱，在石背题刻“山岳精，千年结，前归巢民后苦铁。丁酉八月铭”，下镌“巢民长物”“缶庐”二印，字体深峻，入石三分，也是这位艺术大师爱石的重要物证。

　　今年是吴昌硕（1844-1927）诞辰180周年，海内外均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吴昌硕是近代海派画坛领军人物，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书画印自成一家，被誉为“四绝”。他也是爱石之人，不但藏石咏石，更是画石高手。吴昌硕崇尚朴陋、古质、天真之美，癖嗜汉晋缶甓，认为石头以奇古为美，画笔下的奇石多揉掺石鼓笔法，不用皴法，奇古苍润，雄强朴实，多寿者相。他曾经在题画诗跋中提到：“画牡丹易俗，水仙易琐碎，惟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珑，在奇古。”

　　吴昌硕题刻的赏石，除了“水绘灵石”之外，还有一方太湖石立峰“蟫叶”，置于杭州西湖国宾馆（旧称“刘庄”）。此地原为晚清进士刘学询耗资十余万两白银所营建的园林，自名“水竹居”，人称“西湖第一名园”。这方太湖石为刘学询所获，高约三米，厚仅四十公分，形同芭蕉叶，石表透剔斑驳，如同虫蛀，上面镌刻有吴昌硕1923年时题刻的“蟫叶”二字，旁镌“汲侯得一石，大如蕉叶，嵌空玲珑，爰摘吾家梦窗翁词语题。癸亥九月。”蟫是蠹鱼，蛀蚀衣服和书籍。梦窗为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号，有《梦窗词》传世。吴文英作有《天香·蜡梅》一词，其中写到：“蟫叶黏霜，蝇苞缀冻，生香远带风峭。岭上寒多，溪头月冷，北枝瘦、南枝小。”吴昌硕移用了蟫叶一词来命名这方奇石，可谓想象独特，平添雅趣。

　　唐代中晚期，园林置石开始流行太湖石，这与包括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文人士大夫的积极提倡和亲力亲为密不可分。唐代太湖石虽然遗存罕见，但也留下了一些图绘形象。前段时间去访洛阳古墓博物馆，发现在出土于河南安阳唐赵逸公墓中的“唐代花鸟壁画”中，绘有太湖石形象，呈小山状，透漏有加，与晚唐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中描绘的太湖石形象如出一辙。该墓建于唐文宗太和三年（829），与白居易同时代。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唐代太湖石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都在太湖石上留下过题刻，如白居易《感旧石上字》诗中提到：“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这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杭州刺史任上的姬妾陈结之（桃叶）而为之；牛僧孺将石头之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品有上、中、下之别，并将“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之品评刻于石阴；李德裕每得奇石，便在石上刻有“有道”两字，等等。可见，当时在石头上刻铭也是一种风气。

　　此次特展“上新”的另一方古代太湖石“溪石”（宽31厘米，高29厘米。拨云轩藏），也是首次公开亮相。上面留有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刻铭，比白居易诞生还要早13年，应该也是最早有纪年的赏石题刻之一。当时，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

　　这方古太湖石，体量不大，属于北太湖石类（青州石），也许本来就是园林置石的残石（底座为当代漆艺师甘而可所制），但能够自然稳坐，底部较小，上部突兀，局部有窍穴，风化痕迹非常明显，表面一些石皮还有脱落，一股古拙之气。在上部平坦处，有两处阴刻文字，左边是楷书“乾元二年”，右方是双钩行书“溪石”。字口清晰深峻，风化痕迹犹在。

　　所谓“溪石”，当是指此石是在溪谷中发现的太湖石。太湖石其实各地皆产，既有水产，也有山产。比如唐代诗人杜甫当年作有《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一诗，其中就提到“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溪石”两字，一反“乾元二年”楷书之拘谨，行书劲秀妍媚，颇得宋人写意之书风。如果说，唐朝书法重法度，宋朝书法尚写意，那么，这方古石上的两处刻铭正好是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乾元二年”楷书拘谨有余，“溪石”行书不拘于法，颇有“宋四家”黄庭坚的笔意。故此，有可能是这方唐代遗石，在宋代被藏者所添款。

　　古代赏石，特别是案几供石，流传有绪的非常之少，带有名家题刻的更为罕见。此次“石丑而文：古代赏石艺术特展”最终有此两方古石出展对话，堪称“豹尾”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