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位于石景山区八角地区发掘出的金代赵励墓，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同样是在石景山区八宝山地区出土的西晋华芳墓。八宝山地区位于长安街西延线上，被称为石景山区的东大门。它东邻海淀的玉泉路，南面是鲁谷，西以八角岗子和幕山为界，北有田村山。即使八宝山高度只有海拔103米，但在永定河冲积而形成的北京小平原上也十分显眼，其不以磅礴雄伟的气势取胜，却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人称道。八宝山地区的北面排列有三座山丘，山上都有重要建筑，该地区是古墓葬集中地，此地既有寻常百姓的坟茔，也有达官贵人的陵墓。八宝山的“八宝”应与墓葬有关。该地区是古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

　　1965年7月，地铁一号线施工时，在地铁八宝山站东北侧挖出一座椭圆形券顶古墓，物部门鉴定，此乃北京地区罕见的西晋古墓葬。于是，考古人员马上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墓早期就已被盗掘，墓室顶有一盗洞，墓内堆满夹有碎石的填土，棺材被推倒，人骨架也被拉出棺外。尽管这座古墓被盗，但墓中除了保存完好的墓志，还有骨尺、铜熏炉、玻璃器、银铃、陶罐、漆盘与东汉五铢钱等大量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其中的近两千字的墓志铭更是为北京建城史的方位与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华芳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莫过于那一方青石上雕刻的墓志，墓志石的正面、背面和左右两侧均刻有文字。正面刻文18行，515字。左侧刻文两行，84字。背面刻文21行，989字。右侧刻文两行，42字。墓志全文1630字，是北京地区已知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铭，专家从墓志文中可以判断墓主是西晋时期贵妇华芳，她的丈夫是晋武帝时期大将王浚，墓志为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4月立。华芳墓志全称《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志首题这46个字中，彰显王浚本人官职、郡望的叙述就占了37字。据现已发掘的西晋墓葬来看，西晋墓志平均高度只有50厘米左右，但华芳墓志却高达130厘米、宽57厘米、厚7厘米，形制之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远远超过魏晋同期其他女性贵胄的墓志尺寸，这正是那时王浚在河北地区统治地位的生动体现。

　　第一段，叙述死者丈夫王浚及其曾祖、祖父、父的名字、官职及墓葬所在地。王浚（公元252年—314年），字彭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由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几乎所有的重要官职都由门阀士族把持，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王浚这样的封疆大吏也出身于太原王氏家族，太原王氏是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相传，太原王氏的祖先为秦国名将王翦。最初族人在关中居住，后来一支迁徙到了太原，并逐渐繁衍为世家大族。太原王氏在两晋出了11位宰相、3位皇后、6位公爵以及3位驸马，名臣官吏无数，是两晋时期当之无愧门阀士族。

　　第二段，叙述王浚第一任夫人文氏之祖父、父、外祖父和四个舅父的名字及官职，以及文氏所生三女的名字及其所嫁处。

　　第四段，叙述王浚的第三任夫人——墓主人华氏及其曾祖父、祖父、父、兄、姊、外祖父、三个舅父以及华氏所生二子的名字、官职。

　　墓志文中有一多半的内容是详细记述王浚与前后三位妻子文粲、卫琇、华芳四个家族的谱系。若不是志文中最后一部分对墓主华芳个人的颂赞与生平事迹简介，实难看出这是华芳的墓志，倒像王浚本人的墓志。从这三段来看，王浚的前后三位夫人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依次是济阴文氏、河东卫氏和平原华氏，其通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呈现出逐次升高之势，并且都位于王浚统治区域内部。墓志铭中所述卫夫人的祖父卫顗、伯父卫瓘，华芳的曾祖父华歆，皆是西晋初期赫赫有名的人物，华歆在曹魏时期位列三公，是曹操的股肱重臣，陈寿所著《三国志》和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都有他的身影。墓志铭很清楚地呈现了西晋以后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婚姻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突显本家族地位。墓志的出土，为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发展作了最好的注脚。

　　墓志中显示华芳和王浚联姻的具体时间为太康八年（公元288年）。王浚、华芳联姻时分别为三十七岁和十八岁，相差近二十岁。年轻的华芳嫁给王浚时，其父业已故去。但其父华衍曾任侍御史，与王浚有同朝为僚的经历，职任也具有相似性，王浚以近不惑之年联姻华氏，主要是仰慕平原华氏在洛京崇高的社会声望，而平原华氏联姻太原王氏的理由显然是因为其看重王浚的潜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往往希望一方面在京城维持其交际圈、一方面深耕其在地方保留的大规模势力，京城地方两头抓，如在京城不得势，也可以退据地方，这正是当时之门阀大族能够势大的一个根本经济原因。

　　在华芳墓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物莫过于一把象牙骨尺，这把骨尺为研究我国古代尺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魏晋时期，是我国古代尺度变化较大的时期，从汉始，官府的尺度就逐渐增大。汉代的标准尺长23厘米，到了三国时代，一尺就增大到约24.17381厘米，此尺长是24.2厘米，可见西晋时尺度仍沿用魏制。华芳墓志中有对所葬地方位的描述:“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廿”就是二十的意思。按这件同墓出土的骨尺来计算，一尺约为24.2厘米，西晋时期一步等于六尺，一里等于三百步，而一里大约等于435米，与现在500米与一定差距。所以西晋时期的“廿里”约为现在的8712米。所以西晋时期的蓟城应在自华芳墓的位置向东8.7千米之处，恰是今北京西二环与三环之间的海淀区会城门附近。并且据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对蓟城附近的水道及其地理面貌的考察，与墓志中的“城西廿里”正好符合。在此之前，我国现存史料中关于宋辽金时期之前北京城市方位的记载很少。墓志上如此准确的记载，再加上这把刻度清晰的骨尺，为确定西晋蓟城城墙的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也对于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蓟城及北魏蓟城和隋唐幽州城方位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华芳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两件文物最为精美，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一为一件掐丝镶嵌银铃，这件银铃直径2.6厘米，造型精美构思新奇，做工也十分精致，可以推断为墓主人的贴身心爱之物。银铃整体采用了锤揲、掐丝、錾刻、焊接、镶嵌等多种繁杂的工艺，球形大铃为主体，顶部有虎形辟邪座环钮，球体上部以掐丝工艺制成八个乐人形象，乐人之间有连弧圈状花纹。八个乐人可分作四组:两人捧排箫；两人持管或作持喇叭状；两人扬手作捶击状，其中一人腹前尚存圆形小鼓；两人举手横于鼻下左方，似作吹笛的形象。每个乐人下面又分别用“S”形银链系着8个圆形小铃，每个小铃上嵌有红、蓝宝石，部分已失。

　　其二为一件圆底球腹玻璃碗，专家们华芳墓中挖掘出土了一些玻璃残片，经复原后将其修复原成型。该玻璃碗高7.2厘米，口径10.7厘米，淡绿色，透明度好。碗壁较薄，厚度仅1至2毫米，口沿部分特别薄，是表明其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的玻璃器。其腹部有10个椭圆形圆钉作为装饰，这些圆钉列为一排，不很规整，是用烧软的玻璃条趁玻璃器本体未冷尚热时粘贴到碗壁上的。底部有7对突起的小玻璃刺排成椭圆形，刺高2毫米，是在玻璃碗成形后但玻璃体尚黏稠时趁热用小钳子夹挑出来的，这些小刺既是装饰，又是让碗能平稳放置的碗足。

　　经化学成分检测可知，这件玻璃碗的材质属于纳钙玻璃，很有可能进口于当时的古波斯。并且这件玻璃碗属于无模具情况下吹制成的玻璃器，从制造熔炉中挑出玻璃热熔后的材料一直吹成雏形，整个制作过程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玻璃是最为常见的普通材料，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玻璃向来就是廉价的普通之物，事实上，玻璃在历史上曾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在魏晋时期时，玻璃器皿因多数天然材料无法比拟剔透晶莹的特性，以及造型和装饰上的华美，被我国上层社会视进口玻璃器为奇珍异宝，只有少数上层显贵才能享用。皇家宴会也多将珍馐美酒放置于此。如《晋书•王济传》记载：“帝（晋武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玻璃）器中。”可见西方进口的玻璃碗于皇室宗亲是可以用来斗富之物。河间地区的王元琛为北魏时期一位巨富之人。北魏《洛阳伽蓝记》对此人有如下记载：“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